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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广州仲裁委“三旧”改造行业仲裁调解中心、省三旧改造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将就三旧改造前期的协商谈判纠纷矛盾较多，一些村民想走法律途径但是苦于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开展仲裁和调解工作，争取能创新实施“三旧”改造纠纷解决机制，推动旧改行业纠纷多元化解，为想争取利益的村民提供新渠道。

广东省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旧”改造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及开展旧改的工作原则中，无论是“加大政府让利惠民力度，坚持‘先安置、后拆迁’”，还是“瞄准土地征拆难等问题，运用系统改革思维，形成工作合力”，都涉及到背后多元化解纠纷的解决机制。从这个角度说，仲裁调解中心和调解委员会的挂牌，可谓是“三旧”改造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按照《广东省深入推进“三旧”改造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这3年广州需要新增实施改造任务面积54000亩、完成改造任务面积35000亩。日前，广州市委十一届第11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关于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广州市深化城市更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对新一轮城市更新作出重要部署，提出“2025年前先行推进重点地区更新、2030年前全面推进城市集中建成区更新、2035年前推进全域存量用地系统更新”的总体目标。可以说，在旧改加速的背景下，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的真问题慢慢展露，每一项旧改或许都禁不起更长时间的诉讼程序，迫切需要拓展多元矛盾化解机制。

日常实践中，除仲裁通过专家断案进而一裁定终局，加快纠纷化解速度外，调解委员会应该在旧改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没有调解委员会的时候，村民群体和推进旧改相关人员都有各自的立场，在这一沟通机制中，立场永远只可能被划分为非此即彼，如果恰好碰上了矛盾纠纷，工作人员不管说辞如何，站在村民群体的角度上，对立的身份将对信息沟通的有效性造成很大的减损。而如今，调解委员会介入，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来开展工作有必要考虑一番——若将自己定位为旧改工作的直接推进者，这很有可能将这一新设立的机构划入村民的对立阵营。另外也可以将自身定位为协调两方利益，互通两方声音的桥梁，以一个第三方的立场介入紧张关系中，从而间接推动旧改工作。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形式上第三方，后者是立场上的第三方，显然后者才是理想的定位。

事实上，在广州旧改浪潮中跑出黄埔速度的案例中，就展现了调解委员会在旧改中能够施加影响，促成调解达成的方面。例如，在南都关于黄埔速度的报道中提到，旧改中，村民最关心的就是回迁房何时建成以及回迁房质量。这个问题解决了旧改工作就成功了大半。为此，火村旧改项目搭建了老年人临时安置房，为改造范围内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吃住的场所，促进其签约、拆卸。这样做的效果也很明显，“三个月，整村的签约率就达到了90%”。当然具体的问题还是需要具体的调解手段，借由黄埔案例带来的启示是，旧改出现的很多症结或许都围绕着一个痛点，多从村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优先考虑诸如涉及衣食住行的核心民生问题，或许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